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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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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字的发展规律:从以形表意到形音表意

世界文字的发展规律:从以形表意到形音表意
                                                 作者:潘德馨
                 一、从以形表意到形音表意    
    汉字改革,离不开对文字发展规律的研究 。
    我不是专业文字工作者,不过是一个普通退休老人。小时候,我学习汉字,后来使用汉字,也教过孩子识汉字,亲身体验了汉字的优越和缺点。我自知缺乏语言文字功底,但因深深热爱汉字,迫切希望汉字去弊存利,完善体系,变得更便于后代学习和使用。因此,就算是一个似痴老人说梦话,我谈一点自己的想法,希望抛砖能引出玉来。
    长期以来,我国语言文字学界受西方语言文字理论的影响,流行人类文字发展“三阶段论”:“世界文字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只有一句话:表形,表意和表音。”“文字制度的演进包括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三个阶段。汉字是一种意音制度的文字。”“汉字的前途必然是拼音文字”。 
我不赞同上述“三阶段”论断。文字是为了交往表意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并随着表意内容的发展而发展的。把文字分为“表形,表意和表音”, 或如索绪尔把世界文字分为表音和表意两种体系, 都难以全面正确地反映不同阶段或不同文字的性质。在我看来,世界文字的发展规律是:从以形表意到形音表意。我们用“以形表意文字”,可以概括与言语结合之前的各种古老文字;用“形音表意文字” 则可以范围与言语结合后的世界各国文字。人类古老文字都经历了“以形表意阶段”,而后进入“形音表意阶段”。当今世界上各种有音文字,尽管模式和特点有所不同,但同属于“形音表意文字”。 
    许慎在《说文序》中就说过:“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乳而浸多也。”为了便于说明本人的观点,我仿许慎,假设一句(还请专家指教):“人类初作语,盖依类拟声,为物命名,故谓之言,其后与文结合,声形相益,谓之词。词者,因字浸多而丰富也”。
    如果,我们把许慎上述文字中的“仓颉”改为”祖先“或”人类”,把“言”解释为“言语”, 我们就可以说,许慎早在一千九百年前,就巳经对此前的文字发展过程及与言语的关系,作了一个高度简要又比较合理的概括,直到今天还有很深的现实意义。
   “文者,物象之本”。“物象” 可能是纯粹“表形”的图画,但不一定就是文字。“物象”用于交流表意并得到社会约定俗成时,才成其为许慎所说的“文”。  原始人类在“初作书”以前漫长的年代里,虽则集群聚居,但需要和能够交流的信息还不多,内容都与身边具体的人和物密切相关,且能发出的声音数量很少。用手势、叫声、表情等作简单交流时,多数离不开用“实物直接示意”;继而“以物代物”示意,如用兽皮兽骨代兽,用树枝、石头、结绳等示意或计数;后来到了“画成其物”, 用较为直观的“物象”来“代物表意”。许慎概括说: “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 是表意形符,有形 而“无声”,只体现了一种形意关系。无论是简单记号 ,还是指事、象形和象意符号,象形的程度虽有差异,但都是以“形” 表意,表达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以,我将它们统称之为“以形表意文字” (或简称“形意文字”)。
    有的语言文字学家说,文字为记录语言而生,文字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语言。事实上,以形表意的“文” 在未与“言”结合之前,就巳经产生并存在了。那时候的语言,我谓之“言”, “依类拟声”,为物“命名”,以音表意,反映了一种音意关系是表意声符。我猜想,那时候,世界上的人类为物命名的“言” ,就巳有了差异性。我们的祖先很有可能巳喜好用单音节“言” 为物命名 。(我们看到,流传下耒的汉字和汉语,重点是以名词为中心,且单音节名词数量大,如“口、目、耳、鼻、马、牛、羊、花、草、鸟、鱼、日、月、水、火……等等”),而别的后来首创拼音文字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很有可能巳喜好用多音节“言” 为物命名。不同的言语习惯自然而然影响了日后的文字发展。反过来,选择了不同结构样式的文字也会对言语产生不同的制约作用和影响。    
听觉、视觉、触觉是人类大脑感知客观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来自客观世界的视觉信息、听觉信息和触觉信息不断地刺激着人类大脑,促进人脑的发育和思维意识的发展。“言”和“文”是人脑对客观事物作出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反应。“文”是手书与目视合作而成的视觉信息符号,“言”是口说与耳听合作而成的听觉信息符号,两者原本自成系统,相对独立:“文”以形表意,“言”以音表意,表达方式虽不相同,但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都是为了明确表意而发展的。有形的“文” 也是事物,自然需要立“名”,便于称说,才能进行口头交流。“言”与“文”属于同一个大脑的产物,随着大脑的进化,两者在接受同一事物的信息或表达同一事物时,自然而然需要和也可能达到相互沟通和相互联系,建立起一种相互对应关系。“言”,为物命名;“文”,为物画象。于是,以一物(或物类)之“名”来称说同一物(或物类)之“象”,是最简单易行的事情。“文”与“言”结合,“文”得到声化,本质发生了变化,“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字巳是形音结合共同表意的符号了。
许慎在《说文序》中又阐述说“独体为文, 合体为字”,这与他“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的论述,不太吻合。因为,在由“文”到“字”的进化过程中,先前“独体的文” 除了淘汰的以外, 后来最先成了“字”。 按理说,字分独体和合体。“独体的字”大多源于“独体的文”。其后,才是不断创造出来的“形声相益”的新合体字,数量最多的自然是形声字,其次还有合体会意字等。文字和言语的进化个与人脑及其思维发育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而言语和文字,跟人类的劳动一样,对人脑及其思维发育又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人类文字从“以形表意阶段”,进入“形音表意阶段”,“以形表意文字” 成了“形音表意文字”, 并且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形音表意文字” 来,以表达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推动社会进步。
“形声相益”,益在何处?
一益文字。文字到了形音表意阶段,不再限于为有形的实物画象,也可以借言语之助,为无形可象的抽象事物“设形取名”, 既自我发展,方便称说,又可以“为言立象”,记录言语。原本依赖于手目相传的文字,可以同时依赖于言语进行口耳相传了。形音表意文字不但可以阅,还可以读、可以说、可以听,可以用言语进行传授了。 “字者”, 因“言”之滋乳而浸多也(注:我以自已的理解改动了许慎的原话。)。文字构成了书面语言。
    二益言语。“言”与“文”结合,“言”得到形化,就有了字形作依托。我说是“其后,与文结合,声形相益,谓之词。”言词与文字形成了相互对应和相互可转换的关系。于是,如索绪尔所说的“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的”语言,开始同时依赖于文字的手目相传了。这样一变,转瞬即逝的言语可以转化为有形的文字,可以记录下来,不再受限于面对面近距离即时交流,还能传于异地,存于异时;不仅可说可听,还能借文字可记可看,并且可以依靠文字保存下来,进行深入研究和加工,得到更快发展。因此,我说是“其后,与文结合,声形相益,谓之词。词者,因字之浸多而丰富也”。言词构成了口头语言。从此以后,文字与言词,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相互对应,相互补助,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从而得到快速而又稳定的发展。
   形音表意阶段的文字,仍以表意为核心,按一定法则集成了形意关系,形音关系和音意关系的复杂的高级文字。在这里,我不使用专家们惯用的关于文字“形、音、义” 三元素组合的说法,那常常容易被分割开来进行研究。我强调文字的“一个集成法则”和“三种对应关系”,我认为这可能更切合“形音表意阶段文字”的实际,也希望大家多多从文字与言语的相互联系上去探究。“形意关系” 本属于文字;“音意关系” 本属于言语(即口头语言);“形音关系”是文字之形与言语之音的对应关系。“文”与“言”在表示相同意义的前提下结合在一起,“形意”与“音意”之间,因两“意”同一,而“形”“音”对应。
有的语言学家认为,文字的本质是字形,言语的本质是语音,文字既不能记录语音,也不能表示意义。文字本身是字形,不能直接发音、记音和表音,所以,不识字的人是不可能“见形知音” 的;汉字和拼音字母早巳不靠直观象形来表意,所以,不识字的人也不可能“见形知意” 的。 我们说文字“形音表意”,因为文字的集成法则和三种对应关系,都是得到社会公认的,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体的人,总是要靠后天 “以音表意”的言语口耳相传,再经过自己“耳听口说眼看手写” 的反复学习和综合训练后,才能获得对文字的“集成法则”与“三种对应关系” 的认识,才能面对文字,通过大脑的思维活动,“见形读音”,“读音明意”和“见形知意”。这过程有点类如于一台电脑硬件,必须先安装了必要的软件之后,才能顺利工作。硬件要好,软件也要精良。因此,人们总是希望文字明确简约,又对应有序,易学易用。
以形表意文字的基础是象形。象形力求“象”物,让人“见象思物,见形知意”。 “转注”出现时,表明古人对客观事物进行分类和概括的认识水平,对造字用字的智慧,都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巳经悟到了造字不必再苦苦追求“文者,物象之本”, 不必依赖于“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的逼真,不必追求“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直观,也可以另辟捷径,充分利用“文” 的约定俗成的形意关系,即把“文”作为“以形表意” 约定符号”,去“建类一首,同意相受”。 “比类合谊,以见指撝” 的 合体会意字不就是由两个以上的“表意形符” 合成的吗? “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是用字造字的一个重要突破,这有利于文字表意的有序化、系统化,也有利于“文”形简化和推广。文字学者认为“转注” 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未必尽然。
当汉字出现“假借”时,或拼音文字出现字母时,“以形表意文字”巳经进入了“形音表意新阶段”了。拼音字母仅仅表示音素(音位),不表意义,只是一个表音形符;而假借字“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借了“原有文字之形”及其约定俗成的形音关系,即作为“以形表音符号”,去表示与“原有文字”不相同的意义。这是在以形表音方面的重要探索。但假借字一多,容易造成表意混乱。人们说“假借”是用字之法不无道理。
我们聪明能干的祖先,正是在综合了“转注”和“假借” 的正反经验之后,创造了“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独特的形声造字法,利用原有字符分别作义符和声符,合成新字,形音表意。汉字形声化,不但有效抑制了新的构字部件数量的增加,而且为形音表意有序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汉字至今长盛不衰,充满活力。
汉字开始时,象形表意,直观写实,因此“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容易流行,但书写起来很难,因人而异,工拙不一,形体讹变;后来,为了人类交往需要,不为象形所限,逐渐变形趋简,成为约定俗成的一个个表意形符。我们从许慎关于“六书”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汉字演进的轨迹:汉字一方面从“依类象形”,“察而见意”,“比类合谊”,“建类一首” 到“取譬相成”, “以形表意”逐渐形成系统;另一方面“言”和“文”“同意”结合,形音对应后,“依声托事”, “以事为名”, 逐渐形成“以形表音”系统。两方面有机结合,“形声相益”,形成了以形声字为主体的“形音表意”体系。汉字本身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坚持文字不断改革和不断创新的伟大文化史诗,一部优秀的教科书。
 
二、现代汉字和拼音文字同处于形音表意阶段
    世界上的文字在进入“形音表意阶段”时,在造字方法、结构模式和形音表意方式上出现了分化,呈现了多种不同样式,最为典型的就是汉字和拼音文字。
    同处于形音表意阶段的汉字和拼音文字,各有优点和缺点,都还需要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各种样式的形音表意文字都在演进着,发展着。
    拼音文字是在对多音节为主体的口头语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突破了传统的造字构词表意模式。人们把语音析分到音素(音位),以字母表示。字母是拼音文字基本书写单位,用来表示音素(位)。字母抓住了文字与言语的形音联系,单纯反映了一种形音对应关系,不表示意义,所以仅仅是一个“表音形符”。拼音文字只有少数几十个字母,学习和记忆负担很轻。字母按一定顺序规则组合成单词。有人或许单纯从记录语言方法简便方面去考虑,认定“只有‘音素字母’才方便书写人类的任何语言”。 若真用来书写方言纷繁,又多同音语词的汉语,恐难说“方便”了。从理论上分析,音素字母形音密合,拼形即拼音,应该没有同音同形异义词。拼音字母可以见形拼音或听音写形,人们认读或记写比较方便,不需要预先硬记词形和词音。因此,文字学家把拼音文字称为表音文字。但是,曾有人说拼音文字不表意,这实在是误解。拼音文字每个单词都属于形音表意文字。
    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拼音文字要不断地创造出大量新词。词意不同,由字母排列组成的词形就会不同,词音也随着形意变化而变化。按理说,拼音认读和记写应该不难,但是,拼音文字存在着相当多的不规则的情况,也可能造成拼读困难。此外,拼音文字构词表意方式没有比汉字先进,人们会读词音不等于就能理解词意。因此学习拼音文字并非记住几十个字母就万事如意了,还是要记单词的意义,要记住许多语法规则。面对着方方面面不断大量涌现出来的由长长短短的字母串组成的单词时,人们也不见得很轻松。拼音文字与其对应的口头语言相互影响,保持着以多音节词为主体的习惯。
    形音表意阶段的汉字,其基础还是象形。汉字没有析分到音素,不改用字母。汉字坚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主要用表示类属意义的形符(又叫形旁或义符),与表示读音的声符(又叫声旁)构造新的形声字,力求形声相益,音意兼表。形符实质上是“文”,或者说是进行了弃音处理的“字”, 是一个表意形符 。声符实质上是“字”, 但用来作形声字的音标时,只体现了一种形音关系,是一个表音形符。我们不难想像,前人既然继承传统,习惯了以形表意,在选“字”作声符与义符构成合体字的时候,很可能“拼形”兼顾“合意” ,巧妙利用声符原先的约定俗成的形意关系,力求构成的形声字有理有据。所以,在我们看来,许多形声字又似会意字,其声符是表音兼表意的。此外还有一些会意字。合体会意字由两个以上以形表意的“文” 或作了去形音关系处理的“字” 作为表意形符,合意拼形,复合而成。合体会意字“比类合谊,以见指撝”,表意一般不难理解,但因不含表音声符,只能以整字表示字音,读音要靠硬记。
    汉字的最小书写单位是方块字,一个方块汉字代表一个音节,表示一定意义。方块汉字以表意为核心,按一定法则集成了形意关系、形音关系和音义关系,构成一个形音表意整体。古代极大多数方块汉字,一个字就是一个词,这与汉语的单音节词相对应。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的双音节、多音节词增多了,汉字也以双字词、多字词方式与其对应。双字词和多字词大多是词组。语言文字专家们把现代汉字分为词与词素字。这一来,双字词和多字词可能是词组,也可能是词素字组合,还可能是词与词素字组合,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一般人有时就难以分析清楚了。汉字与其对应的口头语言(即汉语)相互影响,保持着以单音节、双音节词为主体的习惯。
汉字构造新词能力特别强,构造新词方法远比拼音文字优越;有限的几千个常用汉字就可以构造无限新词,且易学易读,易懂易用。在造词过程中,人们充分利用原有汉字约定俗成的形意关系,重理重据,合意拼形(但决非拼音),所以许多双字词和多字词甚至能简约体现出事物概念的形成过程,或揭示了事物的主要特点。有时,我们似乎还能意会到造词时的构思脉络或规律,叫人惊叹其神妙。
几千年来,汉字日积月累,数量达到几万,但每个时期日常用字一般不过五、六千,其中高频用字不过二、三千。据2006年5月国家语委公布的有关资料,“掌握1万多条词、900多个汉字,即可阅读90%左右的出版物”。 一个人只要掌握了三、四千个汉字和一些常用词,就能很顺利的读报看书了。
                        三、汉字需要整理和改革    
    从形音表意文字角度去思考,我越想越觉得汉字的造字方法、结构模式和表意方式优越,同时也越想越觉得汉字确实存在着一些积弊非改不可,一些创伤非治不可。汉字需要继续整理和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文字改革,在整理汉字,简化常用汉字笔画和精简字数等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制订了《汉语拼音方案》和全国推广普通话,更是日显成效,为继续整理和改革汉字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但是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也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近乎成了定论,因此只把整理和简化汉字作为“以利目前应用”的权宜之计,缺乏作深远和系统性考虑,做法难免欠缺。例如:
一、汉字中同音字多,给言语交流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当年为了替文字拼音化作准备,把同音字多当成最大的“拦路虎”,滥用同音代替和去偏旁(形旁)办法,精简同音字。我们应该看到,汉字同音字多,正是形声汉字体系实行表音有序化、规律化的重要基础。我们本应该学习我们高明的祖先,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努力提高汉字声旁的正确表音率,怎能轻易地自挖汉字形声体系的墙脚呢?如果今天我们硬是为了减少同音字,把“鲸鱼” 写成“京鱼”、“蝌蚪” 写成“科斗”、“ 蜻蜓”写成“青廷 ”, 大搞类似的“去偏旁”简化,把用高频字作声旁且表音准确、很容易认读和明义的常用形声字都精简掉,这对今人学习和使用能带来多大好处?后人从文献资料中看到这些被精简的字,会产生什么样的烦恼呢?一个文字不是一个人穿破的袜子,不是一件坏了的家用电器,不可能随便处理掉的。一个汉字,被大家用过的时间越长,越有价值,越是废而难弃,死而不朽,成为一件珍贵的文物。后人去文献库里探宝,可能还会遇到它,不得不化功夫去研究它。我们要特别谨慎地对待使用得很久又用得很好的一个个文字,不要随意改来改去,不要轻易去处理。但文字总是在不断演化和发展着的。我们对于少数易造成人们错读、错解、错用的字,还是应该思前顾后,权衡利弊,进行慎重考虑,及时作出合理调整,以利应用。
二、如“邓deng三、鸡ji、戏xi、汉han、艰jian、叹tan、观guan、欢huan、权quan、劝qian、仅jin” 这一类简化汉字,原来声符不同,读音各异,现一律改写成“又”,笔画是减少了,但人们学习时必须要一个一个去硬记。有人称赞这是创新之举,认为汉字记号化是发展方向。我对此不大赞同。早在1949年,唐兰先生就在他的《 中国文字学》一书中指出:“这一类近来颇有人提创过的手头字,是声符文字的更大一次的破坏”。 他接着还说:“我们需要声符文字,不需要记号文字”。幸好上述这类简体字数量有限,而且又都是高频用字,儿童学习后,可以通过“使用使用再使用,再见再见又再见”, 记忆能自然巩固。如果汉字大量记号化,小学生初学时,那真是苦不堪言了。       
三、使用同一个声旁但读音不同的一族字, 简化时不区分对待,对其声旁搞“一刀切式”的类推简化,例如:“練lian煉lian”简化成“练炼” ,但读音不同的“揀jian”也类推简化成“拣”( 而读音相同的“楝lian鍊lian” 反而保持原貌)。又如:同以“军jun” 为声旁的“挥hui、晖hui、辉hui”;“荤hun、浑hun、珲hun、诨hun”;“皲jun”;“ 郓yun、恽yun、晕yun” 一律类推简化。早在1949年,唐兰先生就发问:“我们为什么不在改革文字时,因利乘便,把旧的不容易认识的声符换掉了呢?”(《 中国文字学》)怎样简化最好,这确实值我们去认真思考。
四、对使用同一个声旁而读音相同的一族字,简化时却反而对其声旁进行异化处理,例如:“盧” 简化为 “卢” ,原从“盧” 的字,分别简化为 “颅lu、泸lu、轳lu、鲈lu” 与“芦lu、炉lu、庐lu”。这又叫人莫明其妙?
五、现代汉字普通话审音和定音,应该尊重和维护汉字形声体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如硬把“酗” 定音为“xu”,不依声旁“凶xiong” 定音,类如的:酵jiao(孝xiao)、 钗chai(叉cha)、豺chai(才cai),窜cuan(串chuan),窥kui(规gui),岿kui(归gui)等,都不依声旁定音;有的还是音近字,改音很容易。到底是为了不增加同音字给拼音化作准备呢?还是为了“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呢?我们为什么偏要自我为难呢?。千百年来,汉字形意关系较为稳定,这是汉字赖于传承的重要基础,一般情况下也不宜随意换掉声符,改写字形。汉字形音关系不像拼音文字那样紧密,往往一个字形以“多个读音” 方式( 就如一个孩子有多个名字一样) ,与南北不同方言相对应。因此,我觉得对上述文字依声旁作“改音处理”优于“改形” ,且不太困难。现代汉字最大的弊病就是“声旁”表音弱又乱,真假混杂,容易误读;还有许多的多音字(许多多音字还是表音“声旁”),瞬时判读很难。汉字表音系统“道是有序又无序” ,我们为什么不因利因势而为,努力促进汉字表音有序化呢?
在这里,我特别要说,我们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只强调汉字字形与字数的精简。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明确表意的前提下,文字与言语的对应、文字字形结构、文字表意系统和表音系统等四方面的“有序化”,才是最大的简约。否则,笔画再少,形体再简,字数再减,汉字还会因表音无序而难学难用。秦朝“书同文字”, 或颇省改,省少改多,简少繁多,促进了“形声结构有序化,声旁表音有序化(我猜想,声旁读音基本上与秦时官语是对应的),形旁表义有序化”, 为汉字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因此,我设想,现阶段汉字改革,还是要沿形声化方向走一段,继续巩固和尽可能完善汉字形声体系(当然,现在不是要去建设纯形声汉字体系,这因受到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是不可能了)。不知专家们是否认可我的这样的梦话?我知道,这样做会增加大量同音字,很可能会遭到要走拼音化道路的朋友们的强烈反对。
文字的发展有共同的规律,又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清朝末年以来,不少人士主张废除汉字,急于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实在是太过急躁,结果延误了真正的汉字改革。我相信,现在世界上不同样式的“形音表意文字”,必定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日益频繁的漫长交往过程中,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靠近,相互取长补短,定会逐步孕育出未来世界共同的新文字来。但是,在此以前,我们决不该坐视汉字的缺点和弊病延长下去,应该团结一致,有所作为,努力使汉字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文字。
    我很钦佩唐兰先生。我想引用唐兰先生在1949年写下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我总是觉得推翻汉字不如改革汉字。”
“合理的改革,正是我们的责任。”
                         (本人水平有限,总有差错,望专家指教。文责自负)

该帖子在 2007/12/30 2:29:11 编辑过


我爱汉字,我希望汉字改革得更好

  离 线  2007-12-30 2: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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