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第十章 汉字发展的轨迹和方向

第十章 汉字发展的轨迹和方向

汉语是目前世界上最典型的人类语言第三阶段的语言，汉字也是人类语言第三阶段所对应的典型文字。在上一章里，讲了语言第三阶段所对应的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了避免重复叙述，凡是在上章已经讲过的一般规律，在本章中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讲汉字发展的基本轨迹和一些特点，以及向“意、音双表汉字系统”发展的必然性。
  截至今日，从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是甲骨文。甲骨文属于“象形文字”，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的汉字系统了，已经具有了《说文解字》中所说的“六书造字法”造出的字族了。例如形声字：
 
按照文字的发展的一般规律，甲骨文绝对不是汉族最早的文字，它应该有一个从“表事图画”到表词“图符文字”再到“象形文字”（甲骨文）的演变发展过程。
第六章讲过了，文字发展，包括两个方面，即字形的发展和功能的发展。所以，本章也分别从汉字的字形和功能发展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在这两方面，以前的学者们也注意到了，例如《说文解字》中的“六书”说。但是，他们仅仅摆出了现象，却没有分析这现象后面的原因和规律。
汉字是在汉人语言处在人类语言发展的第二阶段中期发明的。如果从考古发现的山东泰安大汶口”图符文字”算起，距今已有5500年之久。也是从“图画”演变过来的，其发展也经历过“图画”“图符文字（象形文字）”à“符号文字”的发展过程。
汉字体式，以往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结绳----表事图画---表词图符文字---象形文字（甲骨文”---籀文---小篆）----符号文字（隶体---章草---今草---真书---宋体---正楷）。
 
中国历朝通用文字体式：
夏朝（图符、象形文字）；商、西周（甲骨文、籀字）；东周（籀字、金文 ）；秦、西汉（籀字、小篆、古隶）；东汉、三国、晋、南北朝、隋朝（今隶、章草）；唐朝（今草、楷体）；宋朝（楷体、宋体）；明朝至今（楷体、宋体）。
汉字体式的更新，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字的更新一样，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简化改良”，另一种是“结构革新”。
“简化改良”的特点是，没有脱离现有文字系统的结构特点，只是对现有的字体的笔画形状的简化或
字中笔画数量的减少。例如，“甲骨文”变“籀文”， “籀文”变 “金鼎文”、“石鼓文”、“小篆”；“隶体”变“章草”、“草体”，“章草”变“今草”，“今草”变“楷体”， “楷体”变“宋体”。
这些改变，、“籀字”、 “金鼎文”、“石鼓文”、“小篆” 没有脱离“甲骨文”的“象形”特性，没有脱离的“甲骨文”构字元素和构字规则的特性；“章草”、“草体”，“今草”， “楷体”，“宋体”、没有脱离“隶体”的构字元素和构字规则的特性。
由此，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称为“原体”，把籀文、甲骨文、金鼎文、石鼓文、小篆，称为“甲骨文”的“变体”。把“隶体”称为“原体”，把章草、狂草、今草、正楷、宋体，称为“隶体”的“变体”。
像人们在当时社会“正在使用的文字”(既用字)体式的基础上，添加一个新字一样，“简化改良”后的“变体字”， 也是广大的使用者在“原体字”的基础上，为了简化笔画形状或者减少笔画数量，写出来的。开始是个别出现的，这些个别的“简化变体字”，通过人们互相学习、交流，与当时的“原体字”互为“异体字”混用，自然地逐渐地传播开来。其规范和推广方式，是“民、官结合”的，即政府每隔1、2百年或更朝换代之后，就对民间增添的新字或新创建的“简化变体”字，进行一次收集，然后对其字体的形状和读音、含意，进行统一规范，使其系统化、标准化；定型后，出一本“字书”（字典），作为人们今后使用的基准。这种“简化改良”的变体字，开始是不成独立系统的，是依附于既用字系统的，是与“原体字”混用的；后来通过国家规范、号召或者名人带头示范，使“变体字”的使用比例，逐渐超过“原体字”的使用比例，逐步形成一个“变体字”系统，最终完全代替原先的“原体”字系统，成为一个新的文字体系。这种简化改良，是人们分散地、逐步地、“自然而然”地进行的。所以，这类“简化改良”，无从确定具体的“变体字”的开头人。所以历史文件上就无记载了。
当着使用“简化改良”的方式，不能解决现用字体，在当时社会中凸显的缺点和弊病 的时候，人们就采取“结构革新”的方式，来解决。
“结构革新”与“简化改良”不同，它是创建出与以前的文字体系的性质和特点基本不同的一个新的文字体系。例如：把“图画、图符”革新为“甲骨文（象形文字）”，就是把无系统性的一幅幅“表事图画、图符”，变成具有系统性的、“表示语言单词的文字系统”。这是对“图符”的本质和特性的改变和升级。
把“小篆系统”改变为“隶字系统”，是把“象形文字”变成抽象的“符号文字”，也是文字体式的革新。
不论“简化改良”还是“结构革新”，都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改变后的新体字，必须与其对应的语言实现匹配，并且继承了旧字系统的一切优点、克服了旧字系统的一切缺点和弊病，并增加了新的功能，又能与以前的字体实现“无缝转换”，具有更好的实用性，能被广大使用者自愿接受，很快被人们普遍使用起来。
由“图画、图符”到“形文字（甲骨文象）”的革新，是汉字体式的第一次“革新”。 
由象形文字“小篆系统”变成抽象的符号文字“隶字系统”，是汉字体式的第二次革新，史称“隶变”。
今天，中国现代大工业商品经济和现代信息化的社会发展，汉字楷体凸显出固有6大缺点和8大弊病。要克服这6大缺点和8大弊病，唯一的正确办法就是对楷体进行革新，这就是把“楷体系统”革新为变成“意、音双表新体汉字系统”。这是汉字体式的第三次革新。
“革新”的或者“创新”的“新文字方案”，是不会由一般的文字使用人，漫无目标地、偶然凑巧就能想出来的；而是由一个对于语言、文字的规律，作了深入研究的人，为了解决现行文字体系的一切缺点和弊病而设计出来的。这种方案，是克服了现行文字体系的一切缺点和弊病的、继承了现行文字体系的一切优点的、科学可行的方案。所以，凡是这样的“革新”方案，在历史记载中，都可以看到具体的创作人。例如：仓颉创造了“象形字（甲骨文）”，程邈创造了“符号字（隶体字）”。
一些人不知道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有以上两种“更新”情况。以为汉字的全部发展过程，都是“简化改良更新”方式的。所以，对于“隶变”（篆体变为隶体），感到很突然，感到不可理解，他们企图寻找“隶变”的过度环节，所以，谁也没有找到。
在汉字产生之前，人们是“结绳记事”或者“画图记事”的。从“甲骨文”和“大篆字”的笔画形状上看，多似“图画”或“绳子”的形状。所以，中国最早的汉字，是仿照“图画”或“绳结”的形状而做出来的。
中国最早的国家雏形，是部落酋长国。各国的国王为了记事，开始委任他的记事官实行“画图记事”或“结绳记事”。后来由于各部落酋长国之间互相兼并，一些小的部落酋长国被兼并成了较大的封建国家。国家大了，必须记录的事情多了，“画图记事”显得慢了，有些国王的记事官，就对“图画”进行逐步简化，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具有规律性、规范性的图符文字(象形文字)”甲骨文”体系，后来又发展成“籀字”体系。
 “籀文”一直用到战国末期。社会的发展，又使“籀文”逐渐显得不适应人们的需要了。于是，周朝的各分封诸侯国，乘宗主国周朝统治衰微的情况下，各自为政，把“籀文”简化，以适应本国的需要，使各诸侯国之间的文字不统一了。其中，秦国就把“籀文”改进简化为“小篆”。“小篆”出现以后，人们就把“籀文”称为 “大篆”。秦统一诸侯国以后，立即统一文字，命令全国统一使用秦国的“小篆字”系统。后来程邈又把 “小篆字”系统改进成更加简练易写的“隶体字”系统。
“隶体字”在秦末汉初，很快取代了“小篆字”的官方文字的地位，通行于汉朝、魏、晋直到唐朝初年。唐朝以后，“隶体字”又被改进成了“章草、狂草、今草、真体（后来叫楷体）”。宋朝发明了刻板印刷术以后，适应刀刻的需要，“真体”又被改进成了“宋体”，明朝人综合“真体”和“宋体”优点，又写出了“正楷体”。
相邻两种字体系统的更替，会不会出现新、旧字的文盲呢？肯定会的。今天认识楷体简体字人，没有几人能识读1958年以前的繁体楷字的书。所以，可以推断，晋朝认识“隶体字”的人，大多数不可能又认识“小篆字”。
既然这样，前人是怎么实现新、旧字体转换的呢？为了实现顺利转换，在创建新体字的时候，就保持汉字的如下8个特点不变：1、方块形；2、表示汉语单词；3、以形表意、意异形异；4、一字一意、一字一音；5、不表语法；6、各字互相独立，可以自由组合成语句或二级单词；7、以字构字的造字方式；8、直接表意，间接表音。
　　这“8点”不变，也就保证了汉字的本质和特性不变。所以，人们把从象形字到宋体的各种字体都叫做“汉字”。
因此，两种字体，在转换过程中就可以互当异体字混用，由此就实现了“无缝”转换。
在这种“无缝”转换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新、旧汉字体的文盲和出现转换的经济成本了。但是转换以后，经过二、三代人以后，就会出现新、旧字体的文盲了。例如，现在认识楷体字的人，如果不查《大篆字与楷体字对照表》，就不能认识下面的这四个大篆字，
        是“秋收冬藏”了。
   新、旧字体转换以后，出现了旧体字的文盲，即出现了旧字的断层，导致汉字记载的汉文化出现断层没有？实际上没有。为什么没有导致汉文化出现历史断层呢？这是因为：
１、汉族还存在；２、汉语还没有变；３、国家政府不断修订《字典》，有新、旧汉字的对照表；４、各级政府的文书档案，都得到法定的保存；５、民间保存了大量的书籍和口头“传记”资料，等等。这样，就不会造成汉字文化历史出现断层了。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因为汉字体式的变更出现过历史文化断层。所以，虽然2000多年前的孔子，撰写的《春秋》和《诗经》等书，都是用大篆字写的，却仍然通过小篆、隶体、楷体、宋体字，流传至今，并没有断失。
因为，方块形的文字比线形文字识别率高；语音多载的汉语，决定了汉字就必须是“以形表意，意异形异”的 ；在没有发现拼音原理之前，把汉字建成“直接表意，间接表音”的，是实现字体最简的唯一办法；不表语法，这是由汉语的单词性能决定的。
宋朝以来，中国的社会就一直停滞在小农业经济的社会里，社会停滞了，社会对汉字体式也就没有新的要求了，汉字体式也就没有发展的动力了，汉字体式也就不发展了。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在使用“正楷”和“宋体”。 
新办法都是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逼出来的。图画记事，是从进入深林狩猎的猎人作防备迷路的树皮“记号”，得到启发做出来的。所以，文字的产生、改进、发展，都源于劳动生产第一线上的劳动者。因此，那些“仓颉四目”、“鸟迹启示”、“洛龟负图”等等之类的神话，都是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愚弄人民的谎言。
从图符文字开始，汉人选择了第八章说的发展文字的第一条路径：改进汉语。让语言升入第三阶段。
但是，人们为什么不把汉字创建成“意、音都直接表示”的，而创建成只直接表意，不直接表音（汉字的读音是靠口传的，可以称为间接表音）的呢？。因为在汉语拼音原理发现之前，要建造一个“意、音直接双表的汉字”，就须用一个表示“字义”的符号和一个表示汉语“音型”的符号结合起来。而汉语的“音型”有几千个；汉语又是“以单音节词为基础的语音多载”语言的，那么表意的符号就必须在同“音型”的字上不能相同，这样，汉语音型有一万多个，意符也必须不少于上千个，这就使得其构造很复杂了。由此使“意、音双表的汉字”很不便于记忆和书写了。所以，为了便于记忆和书写，人们就放弃了构建“意、音双表汉字”的做法，而采取了“直接表意，间接表音的做法”了。况且，把文字当作“表意符号”使用，就如当作“路标记号”使用一样，只要事先预定好它们的含意，不表语音，一样可用。所以，汉字就成为“表意文字”了。
如前章所说的，这种文字形式，在整个文字体系内缺少了一个表音的子系统，所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文字系统了，在文字的三要素 “形、意、音”之间的“形”、“音”之间是断开的，所以不能构成一个记忆联想闭合回路，即使知道了其中的一个要素，另两个要素也联想不起来。人们看到字形，不能直接知道字音该怎么念，或者知道字意也不能直接知道字形该怎么写。所以，人们对每个单字，就得死记其字形和它所表示的字意和读音，比起“直接表音的音、意统一的文字”来，难度增加了几倍。这是不直接表音（即间接表音）的文字的主要缺点。到目前为止的汉字的各种体式，都是只直接表意、而不能直接表音的，所以这一缺点就一直存在至今。
汉字的字形（即体式）变化，不像其他文字那样，只有在文字的功能发生改变时才发生改变；汉字的体式，除了在汉字的功能发生改变时跟着改变以外，在功能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改变，不断出现“蛇蜕皮”现象。
下面就说明这种不断出现“蛇蜕皮”现象的原因、过程和解脱的途径：
   社会在不停地前进，新事物就不断地增加，新词就不断地增加；汉字按着“一意一字，意异形异”的规则，有多少个“新词”就得用多少个不同形状的新字来表示之，新字就得无限地增加。但是，当达到一定大的数量时，就出现了两难：笔画的形状是很有限的，在平面图上，不会超过200种。而新字增加是无限的，所以，新字的笔画数就得随着字数的增加而增加，使书写和记忆越来越难。
   为了减小书写困难，提高书写速度，人们采取的办法，是对字形结构不断进行简化。字形简化包括笔画形状的简化和笔画数量的减少。
笔画数量的减少，会使一些原来不同形状的字变得相同了，笔画数量减得越厉害，“同形异意异音”的字就越多，所以，独体字简化是有一定极限的，简化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简化了。
为了减轻记忆难度，人们在构字方式和构字规则方面，不断进行改进，改进的基本过程如下：
早先，人们在造字时，大多数是按“因物写形方法”造出来的独体字。所谓“独体字”，是指没有偏旁的字（例如：山、 水  日 、月、犬、鱼、虫、勾、步、走、大、小、白、高、曲、亮、等）。有偏旁的或由两个以上的字组成的字，叫做“合体字”。例如：补、部、炎、切、砌、簿、等。
字是给人看的，要想让人一看就晓得它表示的是什么，图形式的当然是最好的了。这类字的含义，能够由它自身的笔画形状直接表示出来，不用人们事先“约定”，大家一看就懂，具有“普通符号”的性质。所以，人们把这种以字形表示词意的字，称为“形意字”。这类字是从原始的图画演变而成的，仍保留着原始图画的影子，仍能让人见形晓意。例如：“秉”----手握着禾的形状。前面讲过，这种文字自身没有直接表示读音的笔画。这样一来，它的读音就得由人们“约定”，从外部附加上去。这些独体字，除了笔画形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规律性以外，在结构上是无规则的，是没有系统性和规律性的。所以，它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符号”堆。所以在读写时，是无规律可循的，只能死记硬背每个字的形状、含意和读音。
无限有形的和抽象的事物，就要造无限的不同形状的独体字来表示之。但是，为了书写简便，还必须让独体字笔画种类和数量不能过多，笔画不能过多，独体字的数量就不能无限扩展，就不会很多。这就与要表示的无限的事物，发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人们想出了以“独体字”为基本元件，构建“合体字”的办法，用这种“以字构字”的办法，可以构建无限的新字而笔画种类不多，但是，不能解决单字笔画数量随字数增加而增加的问题。虽然在一定字数内可以解决读、写难度随字数扩展而增大的问题，但是，当字数超过一定数量后，读、写难度还是随字数扩展而增大的。
另一方面，在构建“合体字”时，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随便凑合，就会使大量的文字之间，没有一定的规则关联，就变成了杂乱无章的符号堆了。人们读写起来，就找不到帮助记忆的规律性线索，就不能“学少知多”，就得死记硬背每个合体字的形状、字意和读音。而人们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在没有记忆线索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字数增加，记忆难度就会成倍地增加。要克服这种困难，就必须在构建“合体字时”按一种构字规则来进行。这样，就能使汉字形成一个文字体系，成为一个很有规律的完整的文字系统。
人们最先想到的构字规则是“意、意组合规则”，所以，最早的合体汉字系统就是“意、意组合汉字系统”，其组合规则如下：
首先确定一些“独体字”作为构建“合体字”的“基本元件”。例如：一、| 、丿、 人、厂、甲、乙、手、羊、犬、马、车、山、水、 日、月、色、白、黑、心、刀、衣 、等等。这些“独体字”都是按“字形单载、意异形异”的原则建造的，它们之间没有系统性，所以没有规律可循，对它们只能逐个死记硬背。
然后，根据这些元件的本义或延义的相和或相违所导出的新义，来组成一个新字。例如：“木”、“木”相并为“林”；“女”、“子”相合为“好”；“水”、“火”相违成“淡”；等等。以此类推，还可以构建三字合体字、四字合体字。。。。。。例如：木、林、森、肄、虪、等等。
按照这一个构字规则，就建立起一个具有规律性的“意、意组合文字系统”了。人们就可遵循这一系统所具有的规律进行读、写，就感到较容易了。
用“意、意合成规则”构建的新字，每个字的“含意”虽然是从构成它的元件的含义导出来的，但是，如果逆导起来，其结果一般就不是唯一的了。例如：“匕（bi）”、“矢（shi）”、“聿(yu)”，三字合成为“肄(yi)”----表示“研习；学习”的意思。因为它被约定理解为一个人，要想懂得刀枪、弓箭、文笔的使用技术，当然必须“学习”或“研习”了。但人们看到“肄”字时，也可以作另样的理解：匕首和弓箭代表“武略”，聿代表“文韬”，文武结合，“肄”表示具有全面智慧的意思。所以，“意、意合成字”，其“字意”是通过“元件”的“含意”，间接地、联合表示出来的。它的准确的含意，还得靠约定确定出来。如果事先不记住对它的“字意”的约定，还是不能知道它的准确“字意”的。
但由于这类字的组成元件具有一定程度的“字意”的提示作用，所以，具有一定的程度的“学少知多”的性能，对减轻“字意”的记忆难度，有一些作用。“元件”都不直接表音，合成后自然也不会直接表音了。从“意异字异”的结构上看，它本身只有表意部件，没有表音部件，相对字音来说，它又与“组字元件”一样，是只表意，不表音的。所以，这类按“意、意组合规则”构建的字，被东汉许慎归结为“会意字”（见“说文解字”）。
与语言第三阶段对应的表意平面文字，发展到现在，似乎已经臻于完善了？与语言达到匹配了？如果语言的单词从此不再增加了，确实达到比较完善了。但是，社会是永不停止地的向前发展的，新事物是永远不断地出现的。由于“组字元件”数量是较少的，所表示的含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用两个字意或多个字意来导出的新意也是很有限的，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新事物不断出现，这种“意、意组合字”的数量，达到极限后，就再也不能涵盖新出现的事物了。如果用“三合字”、“四和字”、“五合字”。。。。。。来增加新字，虽然可以无限增加新字数量，但是，单字的笔画就会越来越多，给书写到来困难，所以。多字合体字的增加数量是有限的。
这时，如果仍然固守“意、意组合规则”，就不能造出新字来表示新事物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逼着人们抛开“意、意组合规则”的限制，另想新的组字方式。
这新的组字方式就是“意、音组合规则。“意、音组合字”，仍是用两个旧字，组合成一个新字，与“意、意组字规则”不同是：让其中的一字（偏旁）提示该“合成字”的含意，另一个字（主部）表示该“合成字“的读音。例如“銅”，偏旁“金”，提示字义；主部“同”，表示字音。这类合体字，被东汉许慎归称为“形声字”。其实，“形声字”这种称呼是错误的，汉字是表示汉语单词的，单词只有“词义”、“词音”，何来“词形”？
在此，特别提醒读者，不要误认为“形声字”的“主体”是表示字义的。其实，“字义”是靠合体字的“偏旁”与“主部”结合后的整个字的形状来表示的。同时，也不要误认为“主体”是直接表示字音的，其实“主体”的读音是间接表示的，所以，其合体字的读音也是间接表示的。
例如：“皇”，加上“偏旁”：“心”，为“惶”；加“水”为“湟”；加“火”为“煌”。这三个新字的含意，都分别与心、水、火的含意或延伸意有关联。“皇”分别是这三个新字的“主部”，它间接表示这三个字的读音。这样，这类字的读音和含意，就由字的本身显示出来了（当然都是间接的----如果事先不知道偏旁和部首的约定含意和读音，也就不知道该合成字的“意、音”提示了。） 
这种“意、音结合字”，具有“字义”和“字音”的双提示作用，使人学起来比其它方式的结合字容易一些。因此，现在的楷体字中，有80%的合体字，都是“意、音结合”字。

在“意、音结合字”范畴中，还有一种为数不多的“切音结合字”。例如：“娘”，既是“女”“良”的意、意结合，有是“女”“良”切音结合。“缫”字，读音是“丝”“巢”的切音。
 这种用“意、音组合规则”造出来的字，又形成一个子系统，单看这一系统，它也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这种用“意、音组合规则”造出来的字，又形成一个子系统，单看这一系统，它也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从“惶”、“湟”、“煌”三个字上看，虽然部首“皇”是相同的，但是“心”“水”“火”是不同的，合成字“惶”、“湟”、“煌”，其整体字形是各不相同的，符合“意异字异”的构字规则。由于，这种组字规则冲破了“意、意合成字”的构字规则的狭小圈子，在基础元件字和其他字中选择构字部件，就为构建新字开辟了更广的数量空间；同时，又具有“意、音”双提示功能。因此，用“意、音组合规则”造的字，就比用“意、意组合规则”造的字数大很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新造汉字与新生事物保持着平衡的状态。这类“意、音组合字”。
     但是，自从“意、音组合规则”的字系出现以后，在同一个汉字范围内，就出现了两个汉字子系，即“意、意组合汉字体系”和“意、音组合汉字体系”。两个体系不是“子、父”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即这两个体系所属的汉字，是被混合着并用的。这就使“系统规则”出现了“二义性”，这完全违背了“系统规则单一性”的原则。这样，原来完整的有规律的两个汉字子系并行在一起，就发生互相冲减作用，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了，所有的规则都混乱了，不成体统了，找不清帮助记忆的提示线索了。因为从这些字上，人们看不出它们是用什么组合规则构建的。所以，在实践中，就出现了对这两个规则的使用，无法分辨的问题。例如：“奤”( pan)----大脸。它是一个“意、意组合字”。如果你用“意、音组字规则”来读它，就错了。再如：“裀”，这是一个“意、音组合字”。如果你用“意、意组字规则”来理解它，那就无法理解。这样一来，就使人们感到无规律可循了，使汉字的“意”的提示功能和“音”的提示功能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必须逐个死记每个字的形状、字意和读音了。这就使汉字变成一个无系统性、无规律性的杂乱无章的“符号堆”了。当然，这种逐个字死记硬背的情况所造成的困难，在汉字总数没有大于5000个（普通人对汉字的记忆最大数量大约是3000个）以前，并不明显。当总数超过5000个以后，困难程度就开始明显增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字不断增加，记忆难度就成倍地增长了。
随着汉字数量的增加，用“意、音组合规则”来构建新字，也会达到极限的。因为用来作偏旁的元件和部首的字都是有限的；况且使用音域又是很不均匀的，有的一音表示上百个词意，有的一音仅表示一个词意。例如：《新华大字典》上，yi（去声）对应100多个字；而gei(上声)对应一个字“给”。例如，在使用“意、音组合规则”造“huang”（阳平）音的新字时，同音字就是“皇”、“黄”二字。开始用“黄”音造字，造了如下的字“潢、璜、簧”三字，这三个字的偏旁分别是“水、玉、竹”。以后又出现了语音为“黄”，语意也与“水、玉、竹”相关联的新的词意，如果仍用“黄”为部首，那就无法区别新的语意了。怎么办呢？幸好还有一个与“黄”同音不同形的“皇”字。由此又可以组成“湟、瑝、篁”。假如以后再出现一个语音为“黄”，语意也与“水”相关联的新的语意，那就找不到第三个与“黄”同音的字了。这时，“意、音组合规则”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社会在不停地发展，新事物在不断地涌现，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人们只能适应客观的实际需要，创造新字来适应之。当新字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再按“意、音组合规则”就造不出新字了。此时，它又重蹈了“意、意组字规则”的复辙。还有什么方法，能在遵循“意异字异”的基本原则下，造出新字呢？那就是部分否定“意、意组合规则”和“意、音组合规则”，只保留基础元件字的“字意”提示功能或只保留基础元件字的“字音”提示功能，其他部件，既不表示任何含义，也不表示任何语音，仅仅作为与其他字的“区别符号”。这样，新的汉字就是由“表意字”与“区别符”或“表音字”与“区别符”构成的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的局限：可以用任何符号与“表意字”或“表音字”构成新字；例如：“洒”、“淦(gan)”---水入船中。这两个字的左边的意符“水”与该字的字意有关联，右边的部分与该字的字意、字音都没有联系，只起区别符号的作用。再如“佖（bi）”---意为铺满。这个字的右边部分表示该字的读音，左边的元件 “ 人”，与该字的字意没有关联，只起区别符号的作用。
这两种新的构字规则，又为汉字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开拓了很大的空间。这类字，只有“意”的提示功能或只有“音”的提示功能，比具有“意、音”双提示功能的字，倒退了。但是，这是客观实际需要逼迫的结果，是主观意志阻止不了的。这两种构字规则，也创造了两种汉字子系，它们之间，它们与以前的两种汉字体系之间，都是“兄弟”关系。这四种汉字系统互相冲减损坏，就使各个体系的系统性和规律性都遭到更大的破坏。
然而，随着汉字数量的再度增加，达到一定数量后，这两种造字规则也出现了局限性。因为，现有的可以作为“意”、“音”、“符号”的组字元件是有限的。要造新字，不突破这种构字规则的局限又不行了。这时，又没有想出别的造字规则，就只好随便造字了-----组字元件也不局限于原先的基础元件字，只要是汉字，都可以当成组字元件使用；抛开任何组字规则，只要符合“字形单载、意异字异”的原则就行。例如：“皈（gui）”---归依。“圁（yin)”---一条河的名。这两个字也是由两个元件字合成的。但是，任何一部分的“意”、“音”都与该字的“意”、“音”没有关联；又如：部、陪，音、昱，等字，两部分只是调换了一下位置，读音和含意就全变了，变的理由是什么？没有其他道理，只是为了符合“字形单载、意异形异”的原则。所以，这类字没有系统性，不能形成一个体系。这类合成字从整体上看，就是一个纯粹的孤立的符号，没有什么帮助记忆的规律线索可循，也与事物的外形或内涵没有关联，必须死记硬背。这样造字，好处是可以造出无限个新字来，能适应语言无限发展的需要。它们与其他规则造出的字系之间，也是“兄弟”关系。它们掺入其他字系中被同样地使用，就使人们对其他一切字系单字，更分不清该用什么规则识读了。只好被“一视同仁”地，像对待这类字体一样，逐字死记硬背了。
  综上所述，现在所存的汉字，是用六种方法分期构建的，即1、按“因物写形规则”构建的独体字；2、按“意、意组合规则”构建的合体字；3、按“意、音组合规则”构建的合体字；4、按“意、符组合规则”构建的合体字；5、按“音、符组合规则”构建的合体字；6、只按“字形单载、意异形异”的原则构建的合体字。这六种构字法，早在“大篆”、“甲骨文”上，就全部有了。
通过汉字的各种扩展方式可以看到，创造新字的人们，并不认识文字同普通符号有本质的区别，把表示汉语的汉字与直接表示事物的一般符号同等对待了，所以，在创建新字时，并没有遵守“文字系统整体的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按创造普通符号的做法，不考虑整体上的统一性，单纯追求增加新字数量，所以就采用了这多种构字方法，从而形成了多种平行的孤立的小体系。让这六种方法所构建的字体，混合在一起使用，就使汉字整体失去了系统性和规律性，完全成了杂乱无章的“符号堆”，找不到任何规律线索了。汉字体系的系统性，遭到了彻底的自我毁灭。
　通过以上分析，就会发现，汉字发展的过程：出现了回归现象----转了一个圆圈，返回到出发位置了。即无系统性 -----有系统性-----无系统性。与此对应的是：难学----易学-----难学。我将这种因发展而变好，又因发展而变坏的过程，称为自毁性回归。
在汉语拼音原理发现之前，汉字只能是直接表意间接表音的文字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字，在扩展字数时，又只能采取“以字构字”的办法；由于社会的发展是不停的，新字数量的增加是无限的，而按一种规则构字的数量却是有限的，这一矛盾，导致人们不得不采取多种规则构字，这就必然使整个汉字体系失去了发展的正确方向，也导致了汉字体系在构造规则方面，失去了系统性、规律性，在构造元件方面，失去了规范性、标准性。
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必然难学。同时，“以字构字”方式，会随着字数的增加使单字的笔画增加，导致难写。当字数增加到一定数量以后，难学难写的程度就超过人们的承受能力了，人们就开始采取办法，来摆脱这一困难：
人们首先想出了减慢新字增加速度的办法。第一种减慢的办法，是扩大单字的含义，实行“一字多义”。例如，“能”有6种含义；“才”有4种含义；“好”有两种声调（上声、去声），两种含义。但是，这违反了“文字单载的规律”，有可能使文章语句表达失去了准确性。但是，由于汉语的语法十分灵和，又可以用改变叙述的语句的办法来避免之；也可以通过“上下语句的关联理解”，来判断之。
例如：“这人不好说”，因为“好”字上没有标出声调。单看这五个字，就不能确定，是别人“不便于评论这个人”的意思呢，还是“这人不爱多说话”的意思？但是，把这句话改变为“对这人不好评说”或者“这人不好与别人说话”，意思就准确了。
再如，“才”、“能”二字，在文章中靠在一起时，在什么情况下把二字分别理解为副词“才”和动词“能”；在什么情况下把二字合起来理解为名词“才能”？这就靠“上下语句的关联理解”了。“这门很矮，我低下头才能进去”-----此句种“才”、“能”就分别是副词和动词了。“这人一秒钟之内就能记住50位排列数字，证明他的记忆才能非凡”----此句中的“才能”就得合起来理解为是一个名词了。这类情况，在汉语文章里，到处都有。汉语的这种灵活性，也让用惯了那种死板语法语言的西方人，感到汉语难学的原因之一。
人们采取的第二个减慢的办法，是按单字的原义，采用“词义联合”的规则，构建“二级新词”。因为汉语的语法简单和单词可以随机变性，可以很方便地用单音词再组成无限多的“二级词”和语句。这为减慢新字的增加速度，起了很大作用。
汉字只表词意，不附带语法功能，正符合汉语组建二级单词的要求，于是就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可以自由组词、造句的基本单位了。按词意自然关联，随意组建很多的二级新词和丰富的语句。这样，在现有的文字数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可以使词意增加。所以，“词意合成词”法就出现了，就出现了很多二字合成词，三字合成词、四字合成词等等。例如： “低”为形容词时，可以组成“低凹、低下、低矮、低地、低层、低级、压低、高低、低声、走低、等等”合成形容词或名词；“低”为动词时，又可以组成“、低头、低身”，合成动词。再如：“白雪”、“雪白”、“蛋白”、“白蛋”，“白色”、“白羽毛”、“色白”、“羽毛白”，“了不起”、“起不了”，等等。这些字形字音都不变，只是字的排列顺序变化一点，词意就不一样了。
这样虽然不能达到利用有限的文字组建无限需要的词汇的程度，却能使单字利用率比原来提高百倍。有人由于只看到单音词语言里出现很多二字合成词，三字合成词、四字合成词以及双音叠意词的现象，不了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误认为，这是“单音词语言向多音节语言靠拢的趋势”。提出“单音节词的语言是比多音节词语言落后的，单音词语言的发展方向就是多音节语言”。这是不懂得人类语言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特性不同的缘故。
但是，由于汉语里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多音单词”和违反“词义联合”规则的新造多音单词以及乱用“假借字”等等多音词，这些反常的多音词混在“词义联合词”之列，就严重地损害了汉语文章的准确性。
以上两种减慢新字增加速度的办法，虽然能使汉字数量增加的速度，暂时减慢一些，但是，不能阻止汉字数量的不停地增加，最终不能摆脱记忆和书写越来越难的困境。
当人们认识到“汉字是一种体系；体系具有系统性和规律性；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最好记忆”的时候，就采取了“更新汉字体式，恢复汉字体系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例如，是把篆体系统更新为隶体系统。
但是，在汉语拼音原理没有发现之前，更新后的新体，仍然必须采用“以字构字”的方式来扩展字数。社会的发展是永不停止的，新事物的出现是不断增多的，所以，表示新事物的汉语单词也是不断增多的，新体字就必须随着不断增多。这样，过一段时间以后，新体汉字系统性和规律性有被毁坏了，就又出现了它前代体式同样的困境。人们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好再作一次体式更新。这就如“蛇蜕皮”一样，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汉字的数量的不断增长，汉字体式就不断出现“蛇蜕皮”。所以，汉字在历史上，就有过多次体式更新。更新的过程，基本如下：甲骨文---籀文（大篆）--小篆---隶体---章草（行书）---今草（行书）---真书（正楷）---宋体。这些体式，是为了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更新替换的，不是同时出现的，与英文字母的大写、小写不可同语。
从前后两种体系的对比上看，汉字是不断“简化”的，从汉字的每一种体式的内部看，汉字又是趋向“繁化”的。
中国自从封闭的大门被打开，被卷入世界大工业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以来，汉字楷体系统就凸现出很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很多缺点了，就如马车走到大海边，面对大海，它不能当船过海一样。特别到了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息时代，汉字楷体系统，就凸现出下列无法克服的６大固有缺点：
1、因为只表意不直接表音，所以，就没有与汉语实现完全地匹配，不能全面正确地表示汉语单词的词音词意。所以，不能像汉语一样易学。
2、由于用“以字构字”的方法组字，所以在结构上没有系统性、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学起来，让人找不到记忆规律，不能“学少知多”，必须逐字死记硬背。同时，新字的笔画会随着字数的增多而增多。使书写和记忆难度也随着增加。
以上两条缺点，就使汉字成了世界上最难学会的文字。由于汉语必须汉字的支持，汉字楷体的难学，就淹没了汉语的易学性。
3、由于没有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就不能让机器用笔画元件随意构建任何汉字，只能从预先造就的整体字的存储库内提取单个整字。
4、因为汉字是“意、音”分离的，对汉语没有固化作用和传播作用，所以，不能实现汉字到哪里，汉语就到哪里，起不到统一语言的作用。
5、对外来词汇，不能进行意、音（近似的）双翻译，要译其音就不能译其意，要译其意就不能译其音，只能二择其一。
6、目前的汉字楷体，已经使用了1000多年了，积累了很多同音异义字，多义字、通假字等等“渣滓”，十分混乱，在整体上已经失去了系统性，完全成了一个杂乱无章的符号堆。即使想“规范”，也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标准”来了。
这6大缺点，导致了如下8大弊病：
1、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语言、文字教育，却永远不能彻底消除汉字文盲。
2、由于对汉语没有固化作用和传播作用，所以，不得不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推广普通话，却永远不能在中国统一语言。
3、由于没有规律性、规范性和标准性，就不能让机器用笔画元件随意构建任何汉字，只能从预先造就的整体字的存储库内提取单个整字。这就造成如下的问题：
    字库里没有的字就打不出来了；
    不论采取什么调字法，都不能避免同码字；
    不能建立脱离英文的独立自主的汉字信息系统，由此使汉字信息系统只能挂接在英文信息系统上；汉字字模被戴上了国际标准的“紧箍”， 使中国的广大使用者人失去了创建新汉字的权利；中国的信息安全没有保障，这直接危害到中国的发展和命运。
4、汉字的难学和没有独立自主的汉字信息系统网，严重地阻碍了汉语的对外传播。汉语汉字不能被外国的广大民众学会，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比外国人的多千万倍。损失的实际例子很多，例如：
   中国不得不进行全民普及英语教育；
中国不得不每年花巨资，不断地购买美国的电脑基础硬件和基础软件的专利；
中国的出口产品的包装、说明，不得不附写

该帖子在 2012/1/29 10:15:31 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