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1章 21节 简谈“理不明，事不成”

    21节   简谈“理不明，事不成”

汉字在近代社会里，凸显出很不适应社会需要的诸多缺点和问题，只要从事实际工作的正视事实的人们，都是承认的。并且，有很多人甚至外国人，都拿出了改革汉字楷体的具体方案。但是，这些方案，没有一个行得通的。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人，都缺乏正确的系统的语言文字理论的指导，仅仅从表面的现象上着手解决问题。
时至今日，很多人对于100多年的“汉字罗马化”的改革失败的原因，还不清楚，还不承认失败的事实，还提出这样的疑问：“文字是‘表音’的好，还是‘表意’的好或者是‘意、音双表’的好呢？”提出这类疑问的人，是不懂如下道理的：
对比孬好，首先要有一个对比标准。如果按文字和语言的匹配标准来分， “语音单载性质”的语言，因为语音、语义是同一的，所以，它的最好的文字，就是“纯拼音字母的表音文字”。语音多载的文字，因为语音、语义不是同一的，存在大量的“同音异意词”，所以，它的最好的文字，就是“意、音双表的方块文字(是以整个字形表意的，不是仅以意符表意的)”；如果是“表意”文字，不论其在结构上有没有规律可循，虽然可用，但是，因为没有语音的提示，所以，都没有同所对应的语言实现完全地匹配，都会是比其对应的语言难以学会的文字。与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言所对应的文字的性质是不同的，两者不属于同类，没有可比性。
“表音文字”，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会随着语言的发展而逐渐变成“意、音双表的文字”的。例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400年前，都是纯表音文字，后来，他们的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了，都出现了大量的“同音异意词”，所以，他们的文字，都由原来的“音、意同一、读写一致”的“表音文字”变成了“音、意不同一、读写不不一致”的“意、音双表”的文字了，从而导致他们现在的文字比从前的“纯表音文字”难学的得多。例如英文，本来是拼音字母文字，是不必另外注音的，而现在就必须用国际音标注音了。
现在的英语，是“以多音节词为基础的语音多载的语言”，用拼音字母组成线性的“意、音双表”的文字，是最合适的文字形式。但是，当英语也发展成“以单音节词为基础的语音多载的语言”的时候，如果还是沿用26个拼音字母组成线性的“意、音双表”的文字的话，在分辨率和便于记忆方面，就远不如方块形的“意、音双表”的文字了。
由于汉语和英语于是不同一性质的语言，所以，即使把目前的“表意”的汉字更新成“意、音双表的汉字”，也与目前“意、音双表的英文”，不可对比孬好的。因为两种文字的性质不同，所以，两者既不可类比，也不可互代。所以，100多年的“汉字罗马化”改革，最后就以失败而告终了。
如果以“是否便于机器处理”为标准来判断“表音文字”好，还是“表意文字”好？那就更占不上边。因为，是否便于机器处理的字，只和是否具有“规律性、标准性和规范性”有关系，与“表音”还是“表意”毫无关系。
有些人说，设计“方案”很容易，我一天可以设计出好几个。说这活的人，是对语言、文字的规律、特性和语言文字理论一无所知的人，是典型的“无知就无畏”的浮躁之人。
  一些人很浮躁，对“理论”不感兴趣，只要“结果”，不承认“理不明，事不成”这一真理，反而认为“事已成，理自明”。不愿意深入研究问题的根源，不愿意艰苦地探究事物的运动规律，只从事物的表面现象上看问题和解决问题；自己不看实际情况、不动脑筋思考，迷信“权威”和“书本”，“人云亦云”，“跟风趋势”。所以，这种浮躁的人，永远做不成一件“创造性”的事情来，等待他们的，只有失败。
例如“风筝”，早在汉朝，中国人就制作出来了。为什么能制作出来？当时的人们是仿照风吹树叶在空中飘浮的现象制造出来的，至于树叶漂浮的客观规律，中国人是没有兴趣去探索研究，从而总结出漂浮的理论，以指导制造出可以载人的飞行器的。有人曾经仿照小鸟和风筝的样子，在自己的手臂上绑上“翅膀”，从高处跳下，企图飞行起来，结果摔断了腿。所以，直到清朝，中国的风筝，还是停留在“风筝”阶段。而美国的莱特兄弟二人，对“漂浮”现象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他们设计的飞机翼面作了“风洞实验”，得出了风速、机翼的面积、形状、迎风角与升力的关系的数据函数，总结出一套飞机制造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在1908年成功地造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的第一驾载人飞机。
再如，中国人过年放的炮竹“（又称‘起火子’）”，中国人在唐末宋初（公元10世纪）就制作出来了。但是，没有研究这种“流星”的飞行原理。14世纪末期，明朝人万户，盲目地仿照“流星”的现象，把47个自制的火箭绑在椅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双手举着大风筝。设想利用火箭的推力，飞上天空，然后利用风筝平稳着陆。但是，一点火就爆炸了。
到20世纪初，美国的科学家戈达德（Robert H. Goddard）对“起火子”的飞行原理作了深入地研究，找出了它飞行的客观规律，于1919年发表了《到达极大高度的方法》的论文，并于1926年3月16日成功发射了第一个液态燃料的火箭。前苏联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于1930年，发表了《利用喷气工具研究宇宙空间》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奠定了火箭航行的理论基础，成为火箭技术的里程碑。没有这两个科学家的“火箭理论”，就没有后来的喷射飞机和喷射航天火箭，也就没有今天发达的航空、航天事业。
再如，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强大的军事进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的首都南京也被攻陷了，这时，中国多数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丧失了打败日本的信心。就在此时，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说明了坚持持久战，就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的道理。全国人民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坚持抗战8年，最终取得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
汉语人把两个汉字快读，就会形成一个新音，例如“皮（pi2）袄(ao3)”，说快了就成了“瞟(piao3)”。这种现象，早在汉朝之前，就发现了，人们还把这种“变音”现象称作“切音”。汉朝人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一书，里面给每个字的注音，就是采用“切音”的。但是，中国人仅仅满足于对“切音”现象的“发现”，却不愿意对“切音现象”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从中找出其客观规律，把“切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进一步找出汉语的音素（声母、韵母）和拼音规律，从而用声母、韵母符号来给汉字注音。只是到了清朝晚期，由进入中国的西方国家的传教士们，对汉语作了分析研究，才得出了汉语的音素（声母、韵母）和拼音规律。从而使汉字的注音符号化、精准化、简洁化和易学化。
汉字楷体系统，其中的“形声字”占了80%以上，在发现了“汉语拼音规律”，并且发明了“汉字注音符号”以后，只要再向前迈出半步，就会把汉字楷体系统中的80%的形声字的表音的部分，用“汉语拼音符号”取代了。只要再向前迈出这半步，汉语、汉字在近代社会里所凸显的一切缺点和弊病，就全部没有了。但是，由于中国无人认真深入地研究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从而建立起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来指明汉语、汉字发展的正确路径，所以，100多年以来，连这半步也没有迈出去。
对于汉字楷体系统的诸多缺点和弊病，100多年来，有很多人都想过办法企图克服，但是，就如一个小孩子出现了不爱吃饭的问题一样，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懂医理的医生给治。
厨师说：“这个小孩子不爱吃饭，是饭菜的味道不好，我给想个办法，保准治好”。于是厨师就开了个配制饭菜口味的方子。
和尚说：“这个小孩子不爱吃饭，是菩萨没有保佑他的缘故，今后，多到庙里烧香磕头、念经，就好了。”
风水先生说：“这个小孩子不爱吃饭，是你家的住宅不符合风水气脉，只要按我的风水观点，改建你的房屋就好了。”
巫师说：“这个小孩子不爱吃饭，是被索钱的小鬼魔着了，只要到夜间12点钟的时候，给小鬼烧些纸钱就好了。”
“江湖郎中”说：“这个小孩子不爱吃饭，是肚子“存饭”了，你摸摸，他肚子里有个硬块，我给开付药，吃了就好了”，于是开了付“泻药”。病没治好，差一点把小孩给治死了。
所以，不论在自然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做事没有“理论指导”，只是依据“表面现象”乱开“药方”，是不会成功的，更谈不上发展创新了。
今天致力于克服汉字缺点和弊病的人们，不要把精力先放在 “方案”的 设计上，要首先克服浮躁情绪，把精力首先放到“语言文字理论”的探索研究上。理论研究，不是钻在书本里，咀嚼前人的“牙慧”，而是透过现实的语言文字状况，找出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并总结出一套正确的理论。客观规律找到了，理论正确了，正确的可行的“方案”自然就出来了。
目前，所谓的“语言文字理论”很多，但是，“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只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是因为一种事物的运动的客观规律只有一种，正确的反映这一规律的见解自然就只有一种，所以就有“英雄所见略同”的事实。现在，在汉字改革派内部，见解分歧、争论颇多，“方案”庞杂，说明大家在理论上，还不统一；在理论上，还没有统一到一个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上来。而让大家都认可的正确的理论，是经得起社会实践和长久时间考验的，是大家在实践中通过切身体验后才服气的。所以，汉字改革派的人们，对于各种“汉字改革方案”，和理论，不要以自己的感觉来评判，而要通过社会实验来评判。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证明，就必然统一在一个正确的“理论”和正确“方案”上来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取消“口水战”，“口水战”还是需要的，但是，“口水战”是辅助的，光靠“口水战”，是永远不能使人服气的；真正让人服气的还是广泛的长久的社会实践的检验结果。

        山东临沂   孙振坡
                   1998.3.6 （初稿），2012.2.24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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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帖子在 2012/2/29 9:39:28 编辑过